乡建的热度

3月20日在“午荟”参加陈建军和曹明浩“水系计划”的聊天会,从艺术家的在地介入项目聊起,不可避免的聊到了现在热得不能再热的“乡建”话题。说实话,我是在那天晚上才真正感受到“乡建”这个话题的热度。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直接参与讨论以及在讨论中被提及的学者、艺术家、策展人、和我这个唯一在场的建筑师,都共同在使用“乡建”这个词。所谓的热度,不仅仅是这些不同的领域的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还——其实——各自有各自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许还涉及到截然不同的观察或实践的方法。或者也许,这些领域的人所谈及的“乡建”在本质是是完全不同的多码事儿,但却同样使用着“乡建”的这一概念。我以为,这就是热度了吧。

不巧的是,艺术家(或部分艺术家们)熟悉和使用“乡建”这一概念也许比建筑师(或部分建筑师们)早很多年,而他们(部分艺术家)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所表现出来的颤颤兢兢和冷静克制,与我们(或部分建筑师们)在才刚刚接触这个领域不久的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与战斗冲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在态度上的反差,似乎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建筑师必将占领乡村。所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自然而然地,我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你在做乡建么?”我作为在场唯一建筑师身份的人,的确遭遇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建筑师,似乎应该毫无疑问的投入在了这个目前的“经济增长极”的乡建领域;同时,诚实的说,同许多同道人一样,我对乡建保持着应有的热情;但另一方面,对乡建的“前世”——历经了近十年的“新农村建设”——的失败的警觉,我不得不在这份热情前面加上“谨慎的”三个字。好吧,这么说未免显得冠冕堂皇了些,直白的说,乡建也许是我和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但怎么做真值得讨论。于是,那晚,在朋友们的逼问中,我把过去那些关于乡建的零零碎碎的观点梳理了一遍,在此做个记录,也算是分享。

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而且是发展中的观点。

那次聊天会,对“乡建”话题的讨论,从它被提出来后,迅速碰到了一个石头。一位艺术家朋友说到,“我们讨论这么多,乡建在艺术圈中的实践也有十年的时间了,欧宁的碧山村扛起了‘乡建大旗’,结果招来一片骂声,有理性的质疑和批评,也有非理性的谩骂。做一件事情总是有目标吧,乡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难度极高,但也能不假思索的对答如流,无非是那个政治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答案:重塑乡村文化,恢复乡村活力。而这样的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等于回答了个屁。在面对乡建问题的时候,艺术家表现出的那种谨慎和虚无,与虚无主义者和怀疑论者简直不相上下。而在我看来当一个答案正确得无懈可击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它有可能掩盖的“不怀好意”。这样的事情我们并不少见。在乡建的前世“新农村建设”这顶大旗下,有多少不怀好意的事情不是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了么?所以,也许,我们对这个终极目标的困惑并不能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化解。我们要去重新问的,不是目标而是方法,是乡建实践的方法,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帮助我们躲开那些不怀好意的陷阱的策略。

“乡建”的前世

提到陷阱,不得不再次重提乡建的前世“新农村建设”。复苏农村经济、保护耕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三面新农村建设的大旗也都是无比正确的。如果说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参与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也是乡建的话,那么建筑师参与的乡建并不比艺术家晚,但同时,建筑师举这三面大旗所参与的乡村建设也需要对这三面大旗所导致的结果负责。复苏农村经济,我们需要在此问的是复苏农村的谁的经济?那些在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复苏的农民,不都是地处城市近郊依靠土地扭转的赔偿金致富的么?离开了和土地的关系,就很难明确真正的农民身份了。而那些被集中安置,并扭转了耕地给城市资本,后又被城市资本所雇佣的农民,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要说发家致富,连显著改善都还谈不上。“昆山再造”就是讲诉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在保护耕地和城乡统筹发展这两面大旗下,地票公司孕育而生,赚得钵满盆盈。农村土地的宅基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价格差,凭空造就了超高的经济增长。我从闲聊中听到的一组数据,说最开始地票公司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地票扭转中的分账,从最开始的八二分到现在的一九分,地票公司都有利润空间。那么可以猜测这里面的想象空间是有多么的巨大,只是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想象空间也许从来都不是农村的。建筑师的以前的乡建工作,就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我曾经还想象过怎么参与新农村安置房的设计,能设计得漂亮一点,更有建筑学的语言一点。现在想想,也是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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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年9月《城市中国》杂志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题发布第十二期

我当时所在的NOffice作为城市中国合作课题组,在重庆北碚的调研,以及基于调研成果为这期杂志所做的部分插画。

从“新农村建设”到“乡建”,在经济大旗的前面又树立了一面文化大旗:不仅仅是要复苏农村经济,还要重塑乡村文化。近两年在建筑圈所兴起的乡建热,也许是从这里开始萌根的。建筑师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乡村话语,向农村输出高级文化,最终一举拿下农村。建筑师对乡村的这种热情,高涨,甚至膨胀到了让人脸红的程度。在一个建筑师主导的“乡建”项目中,直接打出了“让大师下乡,一村一个大师”的口号,令人惊愕。先不说“大师”的名头是否有自我鼓吹之嫌,这样的口号严重暴露了建筑师的那种中心主义文化自恋的倾向,而农村对于这种外来的中心主义文化是招架不住的。我们要清楚的看到,“重塑乡村文化”和“城市单向地向乡村输出高级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否认的是,重塑乡村文化的方法之一也许有城市向农村输出文化,但承认这个方法的前提,是说清楚输出的这个文化最后成为了谁的文化。如果只是文化输出,就感觉是文化在城市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只有搁在农村。

但问题来了,“塑造的是谁的文化”这个问题太抽象,也许在城市单向度地向农村输出的这种格局中,是说不清楚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认清眼前的现实:农村的文化重建,单单依靠农民自身来完成是不现实的(请允许我澄清,我说这句话绝没带任何偏见);那种将农民和乡村单纯的美化,在普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文化想象。另一方面,城市向农村的文化输出,最后是否真正重塑了乡村文化,取决于输出的方法,也就是艺术家、学者、建筑师、文化人、或其他城市的乡村践行者们在农村实践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凭着“送文化下乡”的决心和口号就能完成重塑农村文化的工作。避方法不谈,只在这句口号之下,也许会掩盖着“不怀好意”,也许会浪费一片善意,也许会成就好的结果。所以最终又会谈到一些事无巨细的策略和方法的问题上。

悬置“重塑文化”,转向“重塑生活形态”

除了在具体的实践中讨论方法,我进一步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也许乡建实践应该首先悬置“重塑文化”的话题。文化的概念仍然太抽象,我们首先讨论的或许是农民如何重塑生活形态。我想象了一种“乡建”的场景:

一位艺术家自己来到乡村,租用了农民的半个院子来作为自己写生的画室。因为是在农村,租金非常便宜。画家把农舍前院后院都打扫得非常干净,买了些土砖把本来是泥土的前院铺了一遍,因为这样更利于卫生和打扫。铺地的方法动了一点心思,砖被拼成了人字形;而在收头的地方,画家知道这些地方会被经常磨损到,所以他把砖竖着铺,用来增加边缘收口处的强度。他在当地收了一些不用的门板木料,简单的做成了可以用来吃饭、画画的一些桌子。这些简单的家具重新定义了房间的功能秩序。现在他可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村里的农民看到这里的慢慢的变化,心里开始羡慕文化人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农民用成都话问画家:“你这个院子的砖还铺得有点好看呢,好多钱呐?”画家说没得好多钱得,几百块钱收点旧砖头就铺了。农民说:“那这个桌子呢,好多钱”。画家告诉他,桌子就是块旧门板,二十元钱买的别人家不用的废木料。农民:“狗日的,楞个便宜啊,我也去弄点来整起。”农民收拾了用来堆放杂物的院子,学着艺术家的方法把院子也打整了起来,家中重新根据自己的需要打理和布置了一遍。

听起来,我描述的这个场景就跟说评书笑话一样,但这个是我心中某种“乡建”方法的原型。也许大家觉得艺术家花几百块钱就装修了院子有点夸张,但是我真见过一个画家在农村用一万元就连租带修还装,将一个废弃的农宅改造成了他生活的桃花源。有图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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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农舍改造前后的状态。图片来自“沐暄堂笔记”

当我们谈论重塑乡村文化,谈论乡村文化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缺失是乡村的生活伦理观的缺失。作为乡村公共活动的院子现在堆成了垃圾场,因为传统的乡村公共生活在生活伦理缺失之后消失了。将这套生活伦理物质化的空间伦理在此发生了巨大的错乱。空置的院子,无序和为生计而挣扎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让生活形态变得模糊不清。我之所以认为我想象的那个场景是一种乡建方式的原型,是因为,与其说我们现在去讨论要如何在传统的乡绅阶层不在场的现实中去恢复传统乡村的伦理礼治(包括生活伦理和空间伦理),还不如实际的从生活中的点滴来重塑一种乡村的生活形态。农民需要什么?农民需要体面的生活。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想象,难道不是对生活形态的向往和想象么?生活形态就是人的尊严和自信,也许也是文化建构的起点吧。

 

“他者”困境

和一些建筑师的热情相对照的是一些艺术家和学者在乡建问题的谨慎,甚至是冷眼旁观。在和艺术家们聊天的过程中,会抛出一个不太容易被理解的观点:一些艺术家不得不抛弃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才能参与到“乡建”项目中。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他者”的身份似乎是一个艺术项目成立的前提。在那晚的聊天中,建军说,艺术家的工作也许应该抛开这种话语的绑架。我非常赞同。对于我来说,乡建的这个件事只关乎“做”和“介入”。在乡建的现场,是依靠实践和再实践来堆砌的。或许,建筑师和艺术家都应该学习公益人的工作方法,把自己猛地扎入一个现场,不生产产品,但生产关系。所有的关系,城市人和农民的关系,文化的输出者和输入者的关系(暂时这么叫),也许还涉及到政府的关系,和钱的关系,都是在实践中被讨论和转化的。也许对于建筑师的身份来说,乡建不应该有他者。因为在乡建中的建筑师也同样在重塑自己的生活形态。

 

重塑自己的生活

好吧,还是回到生活的话题上来。我们要去重塑生活,但事情总得有个开始吧。从哪里开始呢?这也许是令所有希望去从事乡村建设的建筑师或者其他人都着急的一个问题。摆在建筑师面前的几条路:一,成为大师,被送到乡里。这个似乎不具有普遍意义。二,进入大型规划院或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如果还能清醒的认识到问题,那么谋求一个长远发展的话语权,进而改善这些问题。这一条听起来好像成功几率也不会太大。三,那我们在历史中去考察那些做乡建成功的例子吧。沿着这条路,我们可以追溯到梁漱溟和晏阳初先生。但我仍然会悲观并切实的意识到,两位老先生的乡建路径在当下的这个现实中也许已经失去了范本意义。请允许我澄清,我绝不是在诋毁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的贡献,我所说的失去范本意义是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不能和当时两位老先生做乡建时的那个乡村同日而语了。两位老先生的乡建所依靠的农村乡绅阶层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消失,我们的乡建工作已经失去了乡村的基石。

那从哪里开始呢?我想,除了以上的三条路,一定还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作为道路的起点。我想简单分享我以前参与做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例子,它给了我不少启示。(顺便友情提示,立人图书馆现在已被关闭,网上搜该关键词小心敏感)

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个可以被清晰定义为乡建的公益项目。“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孩子建一所乡村图书馆”是它的乡村实践道路。我在2010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所建的“立人精忠图书馆”是它的第十一个馆。而它的第一个馆是在2004年由发起人李英强先生所建的。仅仅6年的时间,立人的各个分馆就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纷纷建立,这和它的乡村实践道路的清晰是分不开的。我也是直到最近才理解“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孩子建立一所乡村图书馆”这句话中各个信息的精确含义。“为孩子建立乡村图书馆”,意义明确,就不赘述了;而“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实践的起点。家乡就意味着根,那些回到自己家乡的人之所以能不太费劲的建立一所图书馆,就是因为自己的根在那里。对我来说,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当地学校、领导、的关系就是去实践图书馆的路径。这种关系就是替代性的“基石”。李英强先生给立人所提出来的这条实践道路,精准,充满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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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的四川巴中市茶坝乡中学的立人图书馆,命名“晏阳初图书馆”

立人的例子对于要去做乡建的建筑师来说,也许颇具有参考价值。乡建,如果是去重塑乡村的生活形态,那么必然,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个距离自己的生活形态更近的道路。就算自己的根不在乡村,那么我们仍然也许会有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的根在乡村。乡建也许是重塑我们自己的,以及我们身边的朋友成为共同体形态的生活的机会。

有土地的人们,请珍惜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