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走水系,再谈乡建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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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正式了解“水系计划”是在一年前,艺术家陈建军和曹明浩在A4当代艺术中心所做的艺术在地实践的讨论会和“水系计划”的发布会上。那是2015年5月8日。在那之前,我们断断续续的聊过很多次,关于成都的地缘变迁,新农村建设,水系变化,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些聊天的内容是关于艺术家的在地实践,是艺术家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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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计划的空间脉络和7个工作点的分布

      我所理解的“水系计划”是一场行动,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放置在成都这个城市所在的地理空间和历史脉络中的一次尝试,是艺术家真正走进这个地域的方法。我到成都已经有四年了,但我从未深刻的感觉到我和这个地方的联系。而建军和明浩也都不是成都人,但观察他们的工作,我能感受到的是,他们似乎在一次次的在地实践中,把身体和思想都和这个地方建立起联系。而水系计划让这种联系更加深入。

水系计划的实践当然包含田野的部分。经过一年的田野工作,我作为建筑师开始和两位艺术家合作,并探讨下一步工作可能性的时候,我深刻的感觉是,这片田野已经“熟”了。我之所以提到“田野”,是因为这正是建筑师在热衷所谓的“乡建”项目的时候缺乏的东西。我是幸运的,我庆幸自己在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工作领域的时候,是进入艺术家在地实践所深耕过的一个现场。只有在进入这个现场之后,才能了解田野的重要性。所谓田野,对艺术家来说也许就是现场的真实身体感,而对于建筑师来说,这就是我们所谈的“地域”。地域是一种身体感。

在我的理解中,从2015年开始的水系计划,以及两位艺术家在这之前的零碎工作,都在试图探讨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当地人的生活形态的变迁和这种变迁所导致的身体感的变迁。成都在历史中是一个依赖水系建立的城市,依赖水系有着它独特的群居状态。而历史中的水系并非现在我们认识和感知的水系。公路取代了水系,重塑了城市经济系统。景观取代了生活,重塑了当地人的关系。而当我们要重谈乡村,重谈乡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愁什么?我们到底是在谈什么样的乡村,和谁的乡村。这个问题涉及艺术家的实践,涉及建筑师的实践,也涉及到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学历观察。

时隔一年,2016年5月1日,我们,建筑师,艺术家,人类学家再次进入水系现场的三个工作点,来到田野,那个一草一木的田野,也是当地人生活形态的田野。

我们再走水系。

 

新津广滩村:造船坊和“水系博物馆”

新津广滩村在成都平原水系下游,原来是手工造船的村子。而现在,公路取代了水系,手作造船失去了它的根基。艺术家陈建军和曹明浩在2015年和当地人利用旧船的木料做了一个装置作品,取名为“水系博物馆”,以此也开启了在广滩村的在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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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博物馆的搭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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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坊里停了两个龙舟。新津政府在打造新津的龙舟符号,而每年都要举办的龙舟节的龙舟就是从这里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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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普耘的装置作品《广滩茶馆》系列中的一个

      水系计划中另一个参与的艺术家普耘的作品,现在安放在一个当地茶馆的院子里。普耘介绍说,这个茶馆有些历史了,以前就是个议事的地方。所有到新津来买船或者用船运东西的人都会来这个茶馆,打听价格,打听关系,打听谁家的船做得更好。这个茶馆就是外乡人进入这个现场的在地实践的空间。普耘用一幅画作为交换,换来了摆放这个装置作品的场地,在当地一边购买,一边接受当地人的赠送,用各种材料来拼筹了一个船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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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滩村的村口有一个非常小的房子,和普通农宅并无差别,走进之后才知道它是一座龙王庙,一边供着菩萨,一边供着这三尊像。这个庙曾经被拆迁过,后来当地农民简单的重建了,并请入了这三尊像。

 

温江刘家濠:“不等于一百里,大朗堰,流动着”,以及石碑

从广滩村出来,我们北上来到了温江刘家濠。一年前,建军和明浩来到这个地方时,考察地方志而得知刘家濠就是当年大朗和尚修筑大朗堰的地方。在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他们把大朗和尚的故事讲给了餐馆老板陈仕建和老板娘陈玉书。建军明浩离开饭店之后,陈大哥和玉书姐开始收集大朗和尚的资料。他们找到一篇文章,打印了出来,贴到了餐馆的墙上,并重新给餐馆命了名字:“大朗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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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牌匾便是建军和明浩在这个地方的第一件作品

      陈大哥和玉书姐请我们一行人吃了午饭,饭后我们开始闲聊。闲聊间,提到了地方志中描述的一块石碑,上书大朗和尚修建大朗堰的事迹。陈大哥和玉书姐想去找回这块石碑;而我们在回到成都之后,还收到玉书姐发来的微信:如果石碑找不回来了,她想重新为大朗和尚做一块新碑。玉书姐朴素的想法着实打动我,我在想,作为建筑师,我们一直费劲的讨论“乡建”的主体性问题,也许在大朗堰的这个现场,玉书姐就是一个朴素的主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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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陈大哥和老板娘玉书姐,饭后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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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书姐在微信中表达她的心意

一行人在“大朗堰”前合影留恋。这张照片是这次“再走水系”的参与者最全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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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艺术家普耘、曹明浩、杜若,建筑师华益,NGO人士喻峰,人类学家张原,大朗堰饭店老板陈仕建、老板娘陈玉书,人类学家汤芸,建筑师徐浪、陈东旭,艺术家陈建军。照片由纪录片导演冉茂秋拍摄。

 

郫县安龙村全家河坝:乡农学校-山水间

这次“再走水系”的最后一站是郫县安龙村全家河坝。这里也许是水系计划的几个工作点中最为复杂的一个现场。全家河坝的几户农民经历了新农村时期至今长达十多年的抗争,而抗争的结果是,农民保有了自己的土地。但这是否是一个最后的结果,还很难说。在政策高度不稳定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风雨飘渺。

在全家河坝的这几户农户,现在有依托土地做农家乐的,有做生态农耕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其中的一户农户高一程,我叫他高大哥,从抗争的初期就开始做生态农业,一直坚持至今。这次再走水系,我第二次来到高大哥家,也是和高大哥见面的第三次。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生态农业茶话会”上,作为建筑师,我在会上谈到我的“乡建观”:我当时认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现实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实中,乡建的主体不再可能仅仅是农民。而高大哥却在谈话中提出,乡建的主体必须是农民。而后,我来到高大哥家里,他跟我讲了他和全家河坝的农民长达十年的抗争历史,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在坚持的生态农耕。

这次来和上次一样,高大哥带着新来的朋友在他的农田里走了一圈,一边跟我谈他期待的“乡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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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高一程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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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大哥家中开展的自然教育活动。高大哥取了块陶泥,往桌子上一放,孩子们就开始玩起来了。而这些孩子和带这些孩子来这里的家长,都来自购买高大哥生态农耕蔬菜的家庭。

      从高大哥的家中出来,我们一行人坐在全家河坝边上的一个农家乐喝茶聊天。这场聊天中,人类学家张原博士提出了对这三个现场和我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种争论持续到了晚上的对谈。纪录片导演冉茂秋对晚上的对谈做了全程记录,我也将这部片子分享出来。影片开始是争论甚至争吵的画面,此处的记述是关于争论画面的背景,作为前情提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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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农学校午夜对谈

晚饭之后,“再走水系”的一行人回到成都市二环路边上,张原老师和汤芸老师的家中,开始了“午夜对谈”。对谈很激烈,内容被全程记录了下来,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把对谈的主要观点摘录出来。这些观点也许是合造社在进入乡村实践的起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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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普耘、曹明浩,和人类学家张原在午夜对谈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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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杜若在对谈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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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陈建军在对谈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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