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农学校·午夜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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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走水系”的三个现场出来,我们一行人回到了成都市二环路边上,张原和汤芸的家中,开始了晚上的对谈。对谈一开始就很激烈,从安龙村的现场带出的问题,并且我和张原直接向左、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让这场对谈看起来像是在争吵。加上插科打诨的玩笑和“攻击”,看起来似乎还有些娱乐性。对谈的大多数过程,都被纪录片导演冉茂秋拍摄了下来,也就是下面这部片子。但在影片之前,我想真诚的表达对于公开这次对谈内容的态度。

1.这次对谈也许触及了水系计划中这三个工作现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也许直接关系到实践者(无论是艺术家也好,或是建筑师,或者是农民和当地人)的方法是否准确,而我们作为实践者也需要坦诚的承认和表达自己实践的总体态度。

2.学理之争不关乎个人。对谈不是写文章,来不及缜密的思考,所以在一些说辞上听起来像是针对个人的情况,但那的的确确是用词和用语的不准确。

3.学者和实践者在面对一个现场或一种现象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立场。学者的怀疑和谨慎是学者的品质。而对于实践者来说,既应该时刻审视自己的环境处境,不被学者所怀疑和批判的对象所裹挟;也不应被学者的怀疑和批判本身所裹挟。学者的怀疑是否真切,批判是否有效,一定是在实践者真正进入一个现场,并开始实践之后才能被检验的。建筑师是实践者,这是我所坚持的东西。

对谈观点的两个摘要

  1. 对于安龙村的那个复杂的现场,作为人类学家的张原和作为实践者/建筑师的我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张原认为那是一个景观化的现场,它的成立是依附在一套现代性的逻辑之中的。而我的判断是,那是一个回归身体和生活的现场。
  2. 在我看来,乡村建设的意义旨在重塑个体的生命经验或生活形态,不仅仅是农民的生活形态,更是作为实践者自己的生活形态。农民建立起他们和土地的关系,进而让重塑生命经验成为可能;而对于建筑师或艺术家来说,实践者的“土地”就是个体和个体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们自身有可能走出困境,从而重塑生命经验。

 

写在对谈之后

对谈之后的这些天,我不断在反思那次看似插科打诨,又相互攻击的对谈到底触碰到了我们自身实践的怎样的核心问题。在反思中,我首先想说的是,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建筑师,所给出的对安龙村那个现场的判断都仅仅是一种想象和直觉,因为对于那个现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仅仅从学理上去触摸到它的真实(如果有一个真实的话)。当对谈者用两套不同的逻辑都可以解释一个现场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悬置判断,而进入现场开始实践。实际上,实践者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变得重要。因为实践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逻辑代入现场的工作,那个现场才能以什么样的真实面貌被触摸和呈现。如果建筑师和艺术家是以塑造景观的方式介入工作,那么这个现场也许就会被塑造成一个景观性的现场;而实践者如果以回到身体、生活、以及生命经验的方式介入工作,那么这个现场才有可能变成一个重塑生活形态的现场。

 

在这几天的反思中,摆脱了那个针锋相对的对谈气氛,我似乎理解了张原所批判的那个点。这是在昨天和港中大的万丽博士聊到那次对谈时,所想到的。我跟万丽讲诉了高大哥在他的土地上的实践,并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认为高大哥的实践是一种回归生活的实践。而万丽问我,那我怎么看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台湾)的乡建工作。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张原所提出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景观批判的对象是在这一语境中的:土地私有化,财产观,以及作为结果的景观性表演。但是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大陆,农民所面对的现实是,他们只有建立和土地的关系才能保证生活自主的可能性(仅仅只是可能性)。这并不是说,农民拥有了土地,就能够实现生活自主;而是农民失去和土地的联系,那一定会丧失生活的自主性。和土地私有化的地区相比,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场,那么我们也不一定能全面接续西方体系的批判逻辑。

 

最后,写句话做个暂时的小结吧。实践也许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审视自我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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